全体存活已不可能 想活下去要靠差别化

日本纤维输出机构代表、

日本纤维出口协会首席研究员米良章生搭脉中国纺织业：

全体存活已不可能  想活下去要靠差别化

8月底，米良章生在由本报等举办的 “日本纺织业：转型期的行为与经验教训”专题讲座上，从日本纺织的历史经验来分析、预测中国未来的纺织走向。他详细介绍了日本纺织业的发展历程并以日本的经验教训为发展中的中国纺织业搭了一次“发展脉”。

记者：请您简要回顾一下日本纺织业的历程。

米良章生：日本现代纺织业起步于1920年-1945年期间。20世纪40年代棉纺织业开始复活，20世纪50年代，其他领域织物的竞争力开始走强。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是日本纺织业的全盛时期。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原材料（原纱、织物）的开发能力还是具有传统色彩的染色加工能力，日本在全球都处于领先地位。此外，日本纺织企业的市场营销手段以及独一无二的全球营销网络的建设，也使得日本纺织业在全球得到了迅速的扩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企业独特的以柔性结构的供给连锁管理为基础的顾客服务手段，使日本纺织企业赢得了全球范围的影响力。

但是，在缝制能力方面，日本很早就面临了限制性障碍。上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日本年轻劳动力资源丰富，由于固定外汇制度的支持，价格竞争力优势明显。在完成收入倍增计划，日本迅速走上高度经济成长道路之后，产业结构发生转换，年轻劳动力明显不足。上世纪70年代初，由固定汇率向浮动汇率制转变，同时缝制据点向韩国等国家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区转移。其后， 1985年的《广场协议》加剧了日本的纤维出口的困难。日本的纤维出口遭到了韩国、中国台湾的追击围堵，但仍旧保持了超群的强劲之势。

1995年，日元急剧升值。从那时起开始显现出来的中国纤维产业的抬头改变了原先格局。日本国内经济结构转变的推动，日本纤维业价格竞争力逐渐减弱，全球销售网络遭到打击甚至面临崩溃。日本纤维产业从出口转向进口。在这一期间，日本纤维产业在中国不断增加投资，产业不断向海外转移。在原材料业务方面，从纯出口转变为“take away”式业务为中心。

进入新世纪后，日本纤维产业经过产业结构调整的阵痛，在出口上发生了质的转变。对机能型纤维的关注及开发使日本纤维业重新回到了重要产业地位。

记者：面对《广场协议》，日本纤维产业采取了哪些措施？

（相关链接：《广场协议》。1985年9月，美国、日本、前联邦德国、法国、英国等5个发达工业国家财政部长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Plaza Hotel）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Plaza Accord）。协议中规定日元与马克应大幅升值以挽回被过分高估的美元价格。

“广场协议”签订后，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各国开始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广场协议”，揭开了日元急速升值的序幕。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的10年间，日元币值平均每年上升5%以上。

有专家认为，日本经济进入10多年低迷期的罪魁祸首就是“广场协议”。但也有专家认为，日元大幅升值为日本企业走向世界、在海外进行大规模扩张提供了良机，也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最终有利于日本经济的健康发展。）

米良章生：纺织产业是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龙头，1美元衬衫等纺织品席卷美国市场开始对美国纺织产业构成威胁，也引发了美日纺织品贸易的摩擦。“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对美元升值。日本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被削弱，面对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的强力竞争，日本纺织业也像其他产业一样，出现了海外投资热潮。出口产品竞争力的着力点逐渐从价格转向质量、品牌、技术、营销网络等非价格因素上来。

在丧失了棉织品的竞争力之后，除了将缝制据点向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转移之外，日本开始转向以化学纤维织品为中心的开发研制。一些像合成纤维、长纤维织品的差别化加工品；加捻的纱织物的研发得到了大多数企业的重视。一些高端企业开始致力于高度差别化产品和高性能素材的研发。这期间，创造型企业的产业发展模式形成示范效应，这些企业发挥了领头羊的作用。多品种、小批量、短周期、高机能、高性能成了日本纤维产业的竞争点。

与此同时，日本纤维产业出口骤减，“带回式”的商业模式开始盛行。

记者： “带回式”商业模式，对日本的纺织业产业转移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米良章生：考虑到国内市场的成熟与缩小以及劳务费等高成本构造、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竞争力的提升等，日本纤维产业全体成员的“存活”已不可能。“带回式”商业模式中，一方面，日本纤维产业拥有经营、技术、设计以及品质管理等优势（可实现差别化）的生产商与产地，并具有发展机会。另外，日本紧临亚洲各国（这里被称为今后世界的成长中心），若能在这个市场成功地站稳脚跟，就可期待日本纤维、服饰产业新的发展。当前制造产生的利润低，全球制造也已供过于求，但是研发与营销的附加价值高，因此产业未来应朝研发与营销这两端发展。 也就是一边加强研发创造智慧财产权，同时加强客户导向的营销与服务。

此外，纤维业作为文化产业的旗手，通过（时尚流行）感性价值的创造，成为新的朝阳产业。与文化娱乐信息制品、日本饮食等共同肩负文化产业旗手重任的日本时尚产业对今后的日本而言，潜藏着巨大的成为新的增加外汇收入的手段的可能性。在日本的感性与文化备受关注的情况下，即便身为生产成本高的发达国家，就像意大利、法国那样，以品牌力为背景的服饰等时尚、成衣制造产业的发展仍大有可为。

记者： 日本作为纺织技术发达国家，在产业的科技发展上取得了哪些成果？

米良章生：日本的纤维产业中目前处于领跑领域的是碳素纤维、复合纤维、高性能纳米纤维、适应芳香族纤维，或在聚酯等广用纤维中附加特殊的机能。新技术的投入使纤维具有了高弹性、高强度、耐热等特性，从而适用于各种用途。促进机能性纤维的标准化给日本纤维企业带来了不断扩大的商机。在合作中，产品得到了的不断开发并适用于更广泛的用途。

强韧质轻的碳素纤维复合材料不仅运用在航空器上，在面向大众的普通汽车上也有广泛应用，由此可以使得车体大幅度轻巧化，可进一步减少CO2的排放。不仅是碳素纤维，咸水淡化等水处理膜（中空纱）、源自植物的化学纤维等，日本的技术实力进一步提高，依靠对其用途的开拓，对低碳社会的贡献成为可能。今后，融合革新性的纤维材料与产地中小企业（包括不同领域企业）所拥有的高度的加工技术，可以期待在朝阳领域推进新事业的发展。（例如，运用了纤维产业企业技术的碳素纤维织物的开发以及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进行的碳素纤维复合材料的运用），进一步而言，这些新领域的技术集中到产地后会形成群体、激发地方的活力。

记者： 请您谈谈对中国纺织业的看法？

米良章生：首先要了解世界产业格局。我们不得不了解美国的格局。

     1910年代，美国还处于自给自足的时代，原则上自我调节所用所需。1920年代，生产效率和产量大幅度提升，价格下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盛景使美国催生了大量中产阶级。1925-1945年代，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1950年代，家电、汽车、庭院式住宅成为美国的亮点商品，“不能输给邻居”成为流行语，该风潮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1960年代，不仅是迄今为止的特殊专门类职业（电话接线员、护士等），作为Office Worker的单身女性开始进入职场，美国由此走向真正的服饰制品进口的时代。1970年代，已婚女性进入职场。家电的普及、从家务中解放出来、托儿所的完备、休假等空余时间的增多促进了成品服装的进口。这时，由追随性消费向竞争性购买的转变的新群体诞生。1980年代，竞争性的高水平消费  Lifestyle Marketing，产生“狄德罗效应”。1990年代：追逐美国梦（American dream）。美国人开始热衷于拥有位于郊外的家（有时甚至是Second House）、第二辆大型汽车、每年一次的Vacation。2000年-2008年，这些梦扩展到低收入层，由次贷带来的家庭住房制度引发次贷问题，实体经济恶化使贫困问题浮出水面，经济重组再生成为重要课题。随着高水准化的竞争性消费日益剧烈，家庭收支的恶化导致借款增加、Credit Card的乱用、劳动时间的加长，带来了炫耀性消费、表面性消费、过度消费和奢侈消费。

美国经济的现状不容乐观。7月份的零售业销售额增幅放缓（大减价）、失业率处于高位（7月9.5％），个人消费早日恢复的希望变得渺茫，长期低迷似乎会持续。住宅、土地等资产价格也在下降。美国当局担忧通货紧缩下的长期低迷，正探讨是否采取宽松的金融政策，这进一步诱发了美国贬值与日元升值，日本摆脱通货紧缩的形势愈加严峻。

从2008年度的数据可以看出，世界GDP合计为60.59兆美元，美国GDP为14.20兆美元，其中，个人消费约占71％为10.10兆美元。中国GDP为4.33兆美元，其中，个人消费占37％为1.60兆美元。由此可见，中国与亚洲各国摆脱对美国的依赖非常必要。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纤维大国—中国面临的问题点依然较多：人员劳务费的上升（特别是沿海地区）、COST竞争力、人民币升值问题、纤维出口、对美国的依赖问题、扩大内需问题等都期待解决。但是，有一点和日本一样，整个产业全体存活下来已经不可能实现，要想活下来，当前企业最紧要的问题是实现产品的差别化竞争。

链接

“日本纺织业：转型期的行为和经验教训”专题讲习班在宁举行

8月底，由江苏省纺织流行色协会、服饰导报、江苏纺织杂志、日本纤研新闻共同举办了“日本纺织业：转型期的行为和经验教训”专题讲习班。来自南京、苏州、合肥等地的多家企业参加了讲习班。讲习班由日本纤维输出机构代表米良章生先生主讲，米良章生先生是日本纤维输出机构讲师，具有38年的纺织业从业经验。自1963年进入伊藤忠商社工作，长期从事国内外纤维贸易的工作。1998年，进入伊藤忠纤维研究所，担任社长职务。2004年以后，担任日本纤维输出机构的代表，作为与政府相联系的各种委员会委员活动于业界，从事纺织企业出口的促进工作至今。